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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小說參證當代歷史——蔣子龍小說印象(一)

          首頁    批評家論壇    以小說參證當代歷史——蔣子龍小說印象(一)
          優秀的小說往往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意識,它不僅僅是精神灌注、展現審美形象的文學作品,亦可當作歷史來讀,是歷史的參證和補充。蔣子龍的小說便是其中的代表,從1979年發表的小說名篇《喬廠長上任記》到2008年出世的長篇巨制《農民帝國》,蔣子龍始終關注現實、思考現實,從城市到農村,從工業到農業,他以小說的形式解剖社會、挖掘靈魂、探索和揭示歷史的動因,“糾纏如毒蛇,執著如冤鬼”,(魯迅:《雜感》,見《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其30年小說創作的歷程與業績,已然和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融為一起,成為當代歷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歷史造就了蔣子龍,沒有特殊歷史時期的推動,蔣子龍很難走上小說創作的道路,如他在《蔣子龍選集自序》中說:“我似乎天生是一個巧匠能工,理應從事一種創造物質財富的勞動,不用費太大的力氣,就能安居樂業。同樣也是由于生活中發生了一連串突然的事件,我像江心的一塊木頭,身不由己,被巨浪推打著走入創作的航道。……如果我拋開了創作,一定會平安無事。奇怪的是每經受一場災難,就逼得我向文學更靠近了一步。我本不愛文,生活作媒,逼我愛上文,再要‘棒打鴛鴦’,顯然是不可能了。”另一方面,蔣子龍的小說也成就了歷史,他是以小說的形式參與到歷史的合力中,并成為當代歷史的一個重要關節點。蔣子龍與當代歷史之間仿佛有著很強的互文共生關系,這一歷史的開端就是他的《喬廠長上任記》。這篇對于蔣子龍來說具有標記性的小說不僅開“改革文學”之風氣,從而引領和推動了新時期以來“改革小說”潮流的發展,創造了喬光樸這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者”形象,而且實現了小說對現實生活的成功介入,以至于喬光樸不再囿于小說的限制而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掇r民帝國》則可以看作這一正在進行的歷史過程中的一個結點,它在延續了《喬廠長上任記》風格特征并繼續介入社會生活中的同時,也集結了蔣子龍30年來小說創作的經驗及其原型母題。所以,在《喬廠長上任記》與《農民帝國》之間,不僅可以為蔣子龍小說創作劃出一條發展、嬗變的主線,而且也可以勾勒出他的風格特征,并大致呈現出他的精神歷程。
          據蔣子龍介紹,《喬廠長上任記》這篇小說是被生活逼出來的,主要人物都有現實的原型,如冀申是根據他所認識的一位十一級干部為主,同時添加了某廠一位革委會主任和某位十九級干部的事跡塑造的,石敢的原型是他所敬重的一位局黨委書記,喬光樸原是蔣子龍跟過多年的廠長,這些高度“仿真”的人物使得小說本身具有了“紀實性”的特征。而且蔣子龍的目的是“干預眼皮子底下的生活”,所以他寫完以后迫不及待地想要小說和現實發生關系,“我曾經幻想,要是把全系統的廠長們召集到一塊,讓我把這篇小說念一遍多好。念完之后就是立即批判我,審判我,我也認頭了。黨培養我那么多年,我看出了問題,寫進了小說,多少會對廠長們有一點啟發,我也算盡了一個黨員的責任”。作者以急切的入世心態寫作以現實人物和事跡為題材的小說,雖然難免使作品顯得“很粗糙”,情節結構上存在著一種“急躁感”,但它產生的現實效益和歷史作用是明顯的,它從超越文學界限的功能中發揮了自己的最大作用,并使自己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而且,果敢、堅毅、銳意開拓進取卻又稍帶武斷和自負色彩的喬光樸也躍出了《喬廠長上任記》,不僅成為蔣子龍“開拓者家族”小說中的一個代表,同時他也在當代文學中“開拓”出“新的手法”、“新的角度”和新的基地。
          蔣子龍把寫“喬廠長”的小說稱作“現實主義”,認為這個“現實主義”的特點之一就是“紀實文學”和傳記文學的發達。所以當“喬光樸們”已經達到自己無法超越的高峰時,蔣子龍毅然在最為輝煌的1983年告別了以“喬廠長”為代表的工業題材的小說寫作,轉而選取更具有紀實性特點的傳記性的小說來開拓新的領域。中篇小說《燕趙悲歌》、《長發男兒》和長篇小說《蛇神》就是這一開拓的結果。
          《燕趙悲歌》被人們稱作“報告小說”,蔣子龍亦高興接受這一評價,但這個命名體現了一個明顯的悖論與妥協。這篇小說首先是一個“報告”,它寫的是中國一個著名的村莊的改革史及其那個轟動一時的風云人物的發達史,除了人物名字和村莊名稱做了改動以外,許多故事情節幾乎都可以找到真人真事的底子,很難發現虛構的東西,因而它具有很強的現實性、新聞性和時效性,與報告文學幾無差異;另一方面作者實實在在是當作小說來寫的,蔣子龍在《燕趙悲歌》的筆談文章中指出:“我有意采用相聲的結構,忽而跳進,忽而跳
          2012年1月10日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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