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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研討會

          首頁    批評家論壇    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研討會
          編輯導語:
          天津市作協于4月27日在津召開了“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研討會”。來自天津作協、天津社科院、天津師大、南開大學等單位的20多位作家、評論家參加了研討。大家表示:七十年前的《講話》和今天黨的文藝方針一脈相承,都是在提倡用符合文藝規律的方式發展文藝事業?!吨v話》是我們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今天,我們應該繼承優秀傳統,弘揚《講話》精神,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奉獻出我們的才智。

          一脈相承七十年
          趙玫

          今年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周年。對文藝工作者來說是一個值得隆重紀念的日子。不久前作家出版社邀請作家手寫《講話》段落,結集手稿成書,這是對《講話》最富創意的紀念和最為真誠的回首。還記得書寫時那種莊嚴的感覺。
          七十年前的《講話》和今天黨的文藝方針一脈相承,都是在提倡用符合文藝規律的方式發展文藝事業。胡錦濤總書記在關于文化藝術的講話中多次提出要發揚藝術民主,學術民主,提倡不同觀點、不同流派相互切磋,取長補短,共同進步。
          七十年來,文學前輩為我們創立了光榮的傳統,他們的為人和作品將永遠是我們的楷模。而對于我們來說更加幸運的是,我們所置身的是一個開放而自由的創作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我們可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也可以獨樹一幟,推陳出新。我們有改革開放的大時代做背景,我們可以共享世界的經典文化成果。
          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生活,對社會及大眾的影響深刻而普遍。所以把什么樣的作品奉獻給讀者,以怎樣的精品力作引導文化進步,就成為了每位作家身負的使命。我們只有把大眾的思考、情感、乃至困惑真實地表現出來,才能和他們心心相印。我們只有把美好的情感和事物傳遞給讀者,才能讓他們看到希望,期待明天。我們只有在這個物質化的社會中堅持文學的操守,才能為讀者營造出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園。我們只有堅持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才能讓文學成為推進社會進步、引導文明前進的動力。
          在日益多元化的社會中,文學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狀態。而就是這種多元化的景象,傳承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自由精神,帶來了文學今天的繁花似錦。

          對于文藝作品標準的新認識
          萬鏡明
          毛澤東在《講話》中談到文藝批評的問題時,明確指出,對待文藝作品要用兩個標準去評判,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對于“政治標準”的提法產生了困惑、質疑甚至否定。我們知道,《講話》產生于延安整風運動的背景下,在當時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異?;钴S,不僅阻礙了抗日斗爭進程,更為嚴重的是對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也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作為一個政黨,必須明確自己的政治主張,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對于文藝作品而言,政治性、方向性至關重要,這是毋庸置疑的。70年后,在經濟社會飛速發展、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重讀《講話》,特別是其中對文藝標準的論述,仍然有其獨特的思想價值和學術價值。
          我認為今天看所謂“政治標準”,應該去掉其政治色彩,將之理解為當代的主流價值觀念,因為任何時代都需要有其特定的主流文化觀念來引領社會的發展。從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看,無論經歷了多少朝代變更,多少興衰戰亂,她的勤勞勇敢、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誠信忠孝等優秀品質已經作為民族精神世代流傳下來,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核心價值理念;構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是我們當今時代的主流價值標準。一個政黨的執政主張必須符合并能引領社會的主流價值標準才能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而一部文藝作品應該經得起時間和受眾的檢驗才能成為精品,時間的延續和受眾的層面是無法預料的,但只要作品中具有這種核心價值理念,它就不會因時間的久遠而使人感覺隔膜或因受眾層面的差異而產生疏離感,在任何時間、任何群體中都能引起共鳴,經典的魅力正在于此。
          我們今天應該從用更為寬泛的概念去理解文藝的“政治標準”,文藝的“政治”屬性不是空洞的傳播工具,而應該是作者的核心思想觀念的體現,它也應該是民族的、社會的、大眾的,屬于我們每一個人。

          堅持學習《講話》推動文化大繁榮
          王玉樹
          七十年前,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直到現在仍然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和紀念意義。它不僅成為指引全國抗戰文藝的“總方針”,也為開創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奠定了永久的基石。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革命文學的中心就向延安轉移,左翼作家們從上海各地到此集結,面臨著進入1940年代的轉型時期,即從思想意識到創作實踐都必須轉換角色,無條件地深入解放區火熱的斗爭生活,自覺地歌唱人民大眾當權的新時代。因此《講話》著重闡明文學與時代(歷史)的密切聯系,文藝家作家應當認清在民族解放的大潮中,承擔起完成藝術運動的使命和作用,要把解放區作為光明與進步的象征來歌頌。但有些人熱衷于搞“暴露黑暗”的雜文創作,毛澤東嚴肅批評他們因為分不清“是延安還是西安”,立足點還沒有完全轉移過來。并為知識分子作家指明一條新生之路:堅決走與革命實踐相融合,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徹底改造舊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這就是《講話》的根本宗旨和賦予的歷史意義,從此開啟了從未有過的新時代文學的歷史。
          《講話》本身就是一部充滿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著作,從實踐出發而升騰為系統化的文藝理論,體現出作者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文風。他不作空泛的理論表述,而是針對創作生活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深入調研,有的放矢地進行理論剖析,提出科學的結論,所以能令人折服。如政治與文藝的制約關系,作家對待生活源泉的態度,主觀愿望與創作效果的差異性,等等,這樣才能處置好文化機制各方面的策略性調整,建構了解放區文學秩序的綱領性文獻。其實,在《講話》發表之前的4月已經開始籌劃召開這次座談會,毛澤東分別致信肖軍、歐陽山、草明、舒群等征求意見,又邀請丁玲、艾青、羅烽、劉白羽、何其芳多人談話,當面交換對文藝創作的看法。艾表還將與毛澤東交談的要點,寫成一篇專論在《解放日報》上公開發表,造成一種必須在文藝界開展“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的強大聲勢。在此前后,以丁玲、艾青為代表的解放區作家群,在小說、詩歌、散文各個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至今《講話》中提示的許多重要文藝理論,對指導當前文學創作仍葆有強勁的生命力。它可以糾正偏離社會生活的軌道和造成粗枝濫造的流弊,只要堅持學習領會《講話》的主旨,才能有效解決創作中遇到的各種困惑,真正推動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光榮使命!

          聚時代精魂 促多元發展
          黃桂元
          《講話》發表于1942年五月的延安。那時中國的抗日戰爭正進入一個相持階段,毛澤東在《講話》中極富針對性和遠見地提出搞好“文武”兩個戰線,闡述和厘清了文藝領域中的一系列應該面對和解決的認識問題和理論問題,比如立場問題,態度問題,政治與文藝的關系,歌頌與暴露的關系,普及和提高的關系,錦上添花與雪中送炭的關系,源于生活與高于生活的關系,等等。實踐證明,強調這些文藝工作者亟待解決的問題,在當時中國同仇敵愾、一致抗日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是非常及時的,也是完全必要的。毛澤東當時身處延安革命根據地,卻洞察到了當時的國統區與延安格局地有著截然不同的“時代背景”,幫助文藝工作者正確把握兩者的本質區別,使他們思想上產生根本的飛躍,從而走上與新的時代、新的生活、新的群眾密切結合的道路,在文藝創作中取得一大批重要成果。
          重讀《講話》,感受最深的毛澤東對于“新的時代”與“新的群眾”之間辯證關系的闡述,他指出“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很顯然,強調藝術與時代的結合,最終就是要歸結為文藝“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的大命題。優秀的藝術作品,一定是某個特定時代生活的本質呈現和精神映射,有著歷史教科書的審美價值和詩學的紀念碑意義,如泰納所說的:“一首偉大的詩、一部優美的小說、一個高尚人物的懺悔錄,要比許多歷史家和他們的歷史著作對我們更有教益……一部書越能表達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學上的地位就越高;因為一個作家只有表達整個民族和整個時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圍招致整個時代和整個民族的共同感情。”如今,在新的歷史進程和時代潮流中,文學不應缺席,作家不應失語。一方面,真實的生活會比想象和虛構更豐富,更精彩;一方面,文學需要色彩繽紛的表現形式適應一個全新時代。這意味著作家的選材與敘事因此而有了更加寬闊的用武之地,有了更加多元化的藝術選擇。作家不應局限于書齋與想象,走向遠比虛構更為復雜、厚重的社會生活,立足于堅硬的現實,以海納百川的超越姿態真正抵達文學現場,為寫作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有力方式,完成一種體現時代氣質的人文擔當。
          而對于一個評論工作者,應意識到,當下文學批評在如何適應新時代文學創作多元化的總體態勢,在如何增強批評的創造性和吸引力,樹立批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等方面,還有很大的努力和提升空間。在這里,把握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創新的核心,就是要找到特定時代的美學元素和風格特質,找到與時代審美前沿相契合的新的形式和語境。

          《講話》的現實意義與當前的寫作倫理
          南開大學文學院盧楨
          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提到《講話》這個概念,除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外,恐怕我們不會再有其他的聯想。的確,1942年的《講話》所指明和規定的文學方向,與當代文學六十年的發展密不可分。時至今日,它依然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并在某些方面影響著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風氣和寫作倫理。
          首先,《講話》所關注和論述的內容與戰時背景密切相關,因此后人對它的理解也多從文學為戰爭、階級乃至政治服務的屬性出發,進而指明其時代的局限性。固然,《講話》的部分內容已經無法對今天的文學現場發出聲音,但從整體而觀,它所關注到的文藝創作的諸多角度,依然會被我們在言說今天的文學時予以借鑒和采用。比如,毛澤東反復強調文藝服務的對象問題、作家的立場和態度問題、文藝審美與社會實踐的關系問題、以及文藝批評的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的統一問題……這些問題放在今日,依然是文學創作和評論界必須要始終關注的意義焦點。而這些進入文藝批評的角度,正是由《講話》所引領出來的,它建立了一種文學批評的視角。
          其次,《講話》其人民性的精神內核作為一條清晰的主線,一直貫穿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黨的文藝思想中,并在各個時期得到“與時俱進”的繼承與發展。它所提出的“文藝的人民性理論”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且是指導我國建設和諧文化的重要指導思想。在《講話》中,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在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鄧小平提出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在第七次全國文代會上,江澤民指出文藝工作者要“充分認識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意義,充分認識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充分認識人民群眾對文藝發展的基本要求。”在去年召開的第九次全國文代會上,胡錦濤提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把人民滿意作為最高標準,把服務群眾作為基點和歸宿,站穩群眾立場,增進群眾感情,立志做人民喜愛的作家藝術家,不斷創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把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這種“以人為本”的創作觀正體現出黨的四代領導人關于文藝工作的論述是一脈相承的。
          由關注人民性的精神出發,我們通過《講話》反觀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便可發現,我們今天宣揚的很多概念如底層寫作、寫作倫理、打工敘事等等,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要建立一種平民的主體性,這個《講話》對人民主體性的強調是合拍的。同時,《講話》還要求作家拉近與讀者的距離,避免閉門造車、過于沉迷于技巧而脫離群眾基本的審美需要。而今天文壇那些所謂私人寫作、商業寫作甚至“行為藝術”一般的文學炒作,無疑是缺乏群眾根基的“短視”行為,無法代表這個時代的寫作倫理。
          總而言之,《講話》是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文學理論和美學文本,其關注視角和人民性的原則在今天依然存有效力,對于它的學習和研究,我們還應加強。

          關于深入生活
                         肖克凡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強調“文藝是為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這是指出文藝創作的原則和方向,之后便掀起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的熱潮。多少年來,無數文藝工作者沿著這條道路,一直走到今天。
          一個從事寫作的人,他的工作是寫作,但是同時還要學習。作家深入生活,其實就是一種學習方式。從事寫作,須要學習的東西很多,比如向社會學習,這本身就要深入生活。所以,我覺得應當強調深入生活的學習特性,這樣我們就可能更加全面理解深入生活的原本意義,而不是把深入生活當成上級領導的號召,更不能當成政治口號。
          作家深入生活,可以獲得直接的生活經驗和寫作資源。但是,深入生活不應懷有急功近利之心,想吃魚了就拿著魚網去河邊逮魚,不想吃魚了就把魚網掛在南墻上。這樣不好。只有懷著真正的學習之心,你去河邊逮魚才成為真心學習的過程。在這個學習過程中,你可能就深入生活了。深入生活的前提是你熱愛生活。
          向社會生活學習是我們深入生活的方式,那么讀書屬不屬于深入生活的范疇呢?一個作家憑借直接生活經驗寫作,同時也要依靠間接生活經驗寫作。讀書是獲得間接生活經驗的重要渠道,這也是學習。假若我在閱讀《史記》,那么我可能就深入到司馬遷所記載的歷史生活中去了,這叫不叫深入生活呢?至少這叫歷史學習吧??傊?,學習往往能夠使我們深入其間的。無論怎么說,學習都是作家終身的任務。
          我以為,只要是學習行為就基本具有相當程度的深入生活的特征。深入現實生活屬于是深入生活,通過專心閱讀深入歷史生活,也不應當被忽視。
          一個寫作者的深入生活,應當是廣義而不應當是狹義的。深入生活的方式也應當是多種多樣的。我們走向田間地頭是深入生活,但是肯定還存在其他深入生活的方式。當然,我主要是想強調作家深入生活的學習性質,而不是教條主義的政治口號。

          生活:文藝之花的甘泉與沃壤
          王之望
          《講話》論述的文藝與生活的關系問題,其理論精髓完備而科學,依然具有深刻的啟迪指導意義。
          所謂“生活”,有普泛性和主導性兩類。有人竭力否認文藝源于生活,主張“自我表現”,表現“內心”。其實,完全脫離客觀生活的“自我”和“內心”從來就不存在,而且人的“自我”和“內心”也無不由客觀生活造就和制約。所以從根本上說,社會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惟一源泉”?;蛉玺斞杆f:“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憑空創造。”再則,有論者混淆兩類生活的本質區別,以前者取代后者,宣稱“到處是生活”,動輒貶抑“紅色經典”,只提“多元化”而很少講“主旋律”,竭力淡化文藝反映引領時代向前發展的主導性社會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外文藝發展史證明,一切優秀作品特別是那些具有巨大審美認識價值的史詩性作品,毫無例外都是對彼時彼地社會生活和時代發展本質要求的真實反映。有出息有擔當的作家藝術家,應該繼承和發揚優秀文藝傳統,勇于承擔應負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職責,與億萬人民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緊密聯系,“打深井”、“接地氣”,努力創作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優秀作品。
          其次,現實生活與作品所表現的生活。主張文藝源于生活,并非如有人擔憂的那樣會束縛作家藝術家自由創造的手腳,《講話》十分強調發揮創作主體的主觀能動作用,認為文藝家在創作中有選擇生活、改造生活和創造生活的自主權,以及在作品中評價生活和表達生活理想的充分自由。在創作中,一可豐富完善生活。生活的原始材料往往比較“粗糙”、零散和單一,需要予以加工和補足,俾使藝術情節、細節乃至人物形象更趨完善和豐滿。二可合理推斷生活。在創作中可以克服生活本身的局限,依據生活的內在邏輯和美的規律加以合理推斷。三可虛擬生活。如神話、童話、神魔、志怪等類作品,大多是對現實生活的虛擬反映,但決不是憑空虛構,而是現實生活矛盾在作品中的曲折反映。四可比實際生活更“美”。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給人以更強烈的美感享受??傊?,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文藝家可以展開藝術想象和聯想的翅膀,“精鶩八極,心游萬仞”,充分展示自己的藝術才華。而生活資源愈豐厚,藝術創造的空間就愈加寬闊。
          生活、作品與“頭腦”。三者之間關系中,后二者皆由前者所決定。但若無“頭腦”,客觀生活就不可能被反映,文藝作品也就無從創造。“頭腦”在創作中,顯示為敏銳的生活感受力、豐富而復雜的形象創造力,以及特殊的藝術傳達能力。“頭腦”的內在機制和特點不同,對生活的理解、感受和反映就不相同,導致作品“各師成心,其異如面”的不同風貌,且其成就有高下優劣的懸異。文藝家必須不斷在充實、更新和改造自己“頭腦”上下功夫,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審美觀,切實增強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以創造性的勞動成果奉獻回報社會。

          社會生活依然是文藝創作的根基
          閆立飛
          紀念《講話》,應該學習和堅持黨的正確的文藝觀?!吨v話》不僅提出了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工作及學習問題,而且指出了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文學藝術遺產的繼承與吸收,以及政治與藝術、普及與提高等多方面的重大文藝理論問題。在《講話》精神的指引下,文學藝術工作者離開書齋,擺脫狹小的圈子,進入田間地頭,進入工廠車間,深入到火熱的生活中去,長期扎根基層,創作出一批有影響能傳世的經典作品。
          天津作家始終以《講話》為創作的指導方針。解放軍進入天津前夕,孫犁寫作了《談工廠文藝》一文,明確指出“進入城市,為工人的文藝,是我們頭等重要的題目”,號召“我們要有計劃地組織文藝工作者進入工廠和作坊”。作家王昌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兩次到工廠體驗生活,直接參與到工廠生產一線,創作了工業題材名作《海河春濃》。他在自傳中特別強調:“通過朝夕相處與共同戰斗,我對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有了較深刻的體會:他們是那樣平凡而偉大。若干年后,當某些人對《講話》破口大罵、全盤否定時,我仍然堅信《講話》是文藝工作者的指路明燈,我確信從中得到了莫大的益處,這種益處決不因為以后的挫折而有所褪色。”
          在娛樂至上、娛樂至死和媚俗與庸俗文化流行的當前,作家可以拋開現實生活的邏輯進行穿越、戲謔、無厘頭和混搭,但是文學藝術精品的創作與創造,仍然離不開社會生活。社會生活不僅仍是文學藝術創作的根源,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也起到提升文學藝術創作水準和內涵的作用。有研究者提出解放后十七年作家中存在著“一部書”現象,即作家終生只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說,全部的心血和生活體驗都用在這部小說中,因而再也沒有創作出其他作品。批評者借此批評十年前作家缺乏創作才能。但是,相對于當前作家的高產和創作的粗制濫造而表現出來的創作“才能”和“聰明”,“一部書”現象反而顯得彌足珍貴?!都t樓夢》等古典名著大都是作家的“一部書”,解放初十七年作家的“一部書”也大都成為經典,當前許多作家并沒有因為高產而創作出高品質的作品來。其癥結所在就是作家與現實社會的脫離和生活基礎的缺乏。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講話》的科學性。
          紀念《講話》,我們也應該采取發展的態度?!吨v話》產生于抗日戰爭時期,必然會帶有一定歷史年代的色彩,不可能回答當前時代出現的所有新問題。我們應以發展的而不是教條主義的態度理解和學習《講話》,為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小說不是編出來的
                           李治邦
            常聽到一些文友談小說創作,談來談去就是一個字,編。就是怎么編的好,編的跟真的一樣。有的還解釋,說小說創作就是一個編,編的要有一定道理,跟真事一樣。就跟小學生作文一樣,編好了編圓了就是高分,編差了編薄了就是低分。
          我承認小說是編出來的,但編只是一個技巧或者重要因素。小說編是個表層,內涵必須建立在真實生活的基礎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核心兩大問題就是為什么人的問題和深入生活。其實,為什么人與深入生活是一個主旨,那就是離不開社會,社會的主人公自然是人民??赡苷f人民是個大概念,說你要創作的小說題材必須是真實的,這個真實就是人民的一個縮影。我創作長篇小說《津門十八街》時,為了搜集桂發祥十八街麻花的那段發展歷史,去圖書館翻閱報紙,去桂發祥企業了解炸麻花的過程,找老人給我講解過發生在那時期風土人情。這部小說我寫了整整兩年,十易其稿,參考了幾百萬字的生活素材。雖然我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但我投入了感情,融入了進去,這也是深入生活的另一個方式。
          我寫公安預審人員生活的長篇小說《預審》。在炎熱夏天著筆,到落葉鋪滿地的深秋完成。但這次感到像脫了一張皮,渾身都沒有了彈性。因為,我把我的力量都吸納進小說情節里,把我的生活激情也融合進小說里。我寫到主人公預審官馬個費與腐敗斗爭所遇到的種種艱難險阻時,淚水也流在電腦鍵盤上。我知道,我是喜歡上我筆下的預審官。我到公安系統體驗生活,采訪一位年輕預審官。一個錚錚的東北漢子,長得威威武武,很有男人的威武精神,他對我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象。后來,我在塑造馬個費這個角色中,他的影子總在我眼前晃動。你跟他在一起,會感到一種精神的支撐,能讓你熱血沸騰。如果我是個犯罪嫌疑人,我面對他會感到自己卑瑣和齷齪。如果我是個膽怯的人,我面對他,會感到自己變得高大堅強起來。寫作不是靠你胡想亂想,想得讓人覺得不可信。我寫這部小說,作家的職責是必須去體驗你所描述的生活,與主人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和他們交上朋友。
          創作就是這樣,喜歡誰寫誰,寫誰更會喜歡上誰。其實小說也有杜撰,但要明白怎么去杜撰,杜撰什么能打動人,能讓人喜歡。你對你的寫作都不喜歡,或者你寫誰都不喜歡,但怎么能讓讀者喜歡你呢。
          毛澤東在七十年前所理論的為什么人,起是就是給作家建筑的精神家園。隨著時代發展的迅速,人們對精神的追求在邊緣化,或者不感興趣,金錢拜物教在物化著作家。所以不少作家放棄了文學,從事更有利潤的其他形式,于是房子也買了車也買了,人就開始飄飄然。社會給作家賦予的創作方式就是為了能給老百姓出好作品,讓老百姓從你的作品里能吸取一種力量,或者對精神的追求有一種思索。怎么樣講生活的原生態提升為生活的濃縮體,或者說把生活轉化成自己創作的素材,豐富,提高,轉型,典型等等。這個生活轉化作品素材的過程是個艱苦的過程,也是考驗作家的人生觀價值觀的試金石。我們都說什么小作家和大作家,我看這就是一道分水嶺。

          在深入生活中培養洞察力,煥發激情,鍛造創新性
          宋安娜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髓具有高度的科學性,他從作品與生活的關系、作家與人民的關系、創作源與流的關系等方面,系統地分析、概括了文學與社會的關系,他的論斷不僅指導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期的文學創作,指導了新中國建立以后很長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學創作,對我們今天的創作也仍然具有指導意義。毛澤東在那個戰爭年代號召作家深入生活,到工農兵火熱的斗爭生活中去。今天,我們處身于一個新的時代,全民奔小康,構建和諧社會,火熱的生活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工農兵,社會生活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如火如荼,所以,深入生活仍然是文學創作的必由之路。
          學習講話要與時俱進。我們不可以教條地、機械地對待深入生活,以為走出書齋,下去采訪一段,就叫深入生活了;或者,組織作家出去走了走,訪了訪,就一定要出精品力作了。文學創作從生活中汲取營養,是一個漫長的、潛移默化的過程,因為每個作家稟賦的不同,又會有相當大的差異。我曾經在天津保稅區掛職兩年,深入改革開放最前沿的生活,新的觀念、新的信息撲面而來,大腦經常處于興奮之中。但我只用這段生活寫了一個短篇。這段生活給我最大的啟發,是由此及彼,促使我去思考天津這座城市的開放性格,并就這個主題,利用天津日報的副刊,組織了多次討論,觀點的碰撞,思想的火花,都使我受益匪淺。后來,我用10年時間去采訪天津猶太人,與現居美國、澳大利亞、以色列的天津猶太人交朋友,聽他們講猶太人在天津100年的故事,在那些娓娓道來的敘述里,感受天津這座城市的文化真諦,呼吸上個世紀這座城市的氣息。我先寫作了一部長篇紀實《神圣的渡口—猶太人在天津》,真實記錄了這段生活,現在在以這段生活寫作長篇小說。我始終認為,要寫好一部作品,作家有三個能力不可缺少,那就是:洞察力、激情和創新性;而這三個能力,誰都不可能從娘胎里帶來,只能從生活中去找,在深入生活中培養洞察力,煥發激情,鍛造創新性。兩年保稅區的掛職,十年天津猶太人采訪,給我提供了增長這三種能力的條件。我感謝這樣的深入生活。

          作家不能生活在真空里
          王松
          當年毛澤東同志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一段著名的話:“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這番話放到今天,應該說,仍然適用。所謂人民大眾,是一個社會的基礎,也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特征和精神。我最近到公安部深入生活,接觸到2011年“清網行動”中的大量案例。我們的公安民警,在這次清網行動中所做出的貢獻,他們用實際行動反映了今天的人民警察的精神實質。這些人和事都是來自最基層的,因此不僅有生活質感,也帶著生活的溫度。很多故事只靠作家構思是構思不出來的。而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些警察那種對工作的激情。在和平年代,如果冒著生命危險去抓捕逃犯是需要勇氣和膽量的,更要有一種獻身精神??梢韵胂?,如果將這些來自生活中的素材用文學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肯定是會受歡迎的。
          我從小就喜歡警察,因為警察是正義的象征,只是在現實生活中與警察的接觸很少,仿佛離得比較遠。這次活動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入、直接、近距離的接觸他們,現在,我才真正理解了“民警”一詞的含義——民警是在和平的年代里,用自己的生命去工作的高尚的職業。尤其是當我們在遼寧省公安廳,了解到有幾名警察在清網行動中獻出了生命,還有一名民警至今仍然昏迷的時候,當我聽到公安部督察局長介紹說他們曾經專門為已犧牲的民警的小孩組織夏令營的時候,都非常感動。應該說,這次采訪讓我接觸到很多在我之前的生活經驗里沒有的東西。我們總覺得今天的社會缺少一點什么,其實缺少的正是人民警察對待工作、對待職業,對待自己神圣職責的這種精神,警察的工作正是用這種神圣的信仰來支撐著的。作為文學工作者,我站在普通人的角度看警察,我感覺他們是這個時代很可愛的人。今天社會好像對警察這一職業有一些誤解或微辭,我認為作家有責任把他們的工作、他們的生活和他們所做出的一切,用文學形式的表現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在采訪中,他們一個一個的人,一張一張的面孔,一件一件的事,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曾有一句老生常談的話:“作家不能生活在真空里。”作家真正的創作素材和靈感,不能只來自于自己個人的內心感受。我認為,這是“講話”在今天對文學藝術工作者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的一個根本原因。當然,還有一個傾向也須警惕,就是媚俗。應該說,使自己的文藝作品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與媚俗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

          生活永遠是文學的導師
          劉功業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僅在當時,給革命根據地和延安文藝界帶來了一股清風,70年后的今天,其核心思想和許多精辟論斷,對我國的文化建設和文學創作,仍然是具有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的綱領性文獻。比如文藝的人民性、實踐性、民族性等問題,仍然是當下文學需要繼承和解決的命題。
          回顧我這些年來的文學成長之路,正是在《講話》精神的鼓舞下,不斷取得進步的。堅守信念,貼近時代,熱愛生活,保持激情,也成為我自覺的文學操守。
          生活,永遠是文學的導師。作為一個作家,詩人,必須有一個基本素質:這就是對生活充滿感激之情,對人民抱著滿腔之愛,對文字懷有敬畏之心,時刻保持對時代和現實生活的敏感。記得1996年,市委宣傳部和組織部選了幾位作家到經濟建設第一線的區縣局掛職。我有幸被批準到中鐵十八局掛職宣傳部副部長兩年,并從局機關直接要求到了南昆鐵路建設一線,負責政治宣傳。一邊直接參與施工會戰,一邊采訪寫作,得到了一線干部職工的信任,還榮立了三等功。這讓我嘗到了深入生活的甜頭。此后,又先后到過北大荒、天津開發區、秦嶺大隧道、青藏鐵路唐古拉山工地、大無縫、天津港、中海油等。先后完成了《南昆壯歌行》《激情唐古拉》《第三極-天津濱海新區發展紀事》《水寫的城市》《對海當歌》等多部直接從深入生活中得到的創作主題的散文集和長篇紀實文學。也先后出版了《綠色崇拜》《天涼好個秋》《若夫詩選》《雨茶》《錯位》詩集和散文隨筆集。這也養成了我利用一切機會,堅持深入生活的創作習慣。每當才思貧乏的時候,就到生活里去找素材,找靈感,交朋友,不斷有所收獲。
          文學創作,有時候是需要遠觀,需要靜思的。但是,更多的時候,還是要走到生活當中,走到民眾當中,把文學的情感和脈搏,與時代和大眾貼得更近一點,承擔起文學的社會責任。
          文學,也是一門職業。作家當然也生活在生活當中,無法拔著頭發讓自己離開地球,生活在真空里。但是,作家的生活,其實不是直接身處其中的生活。文學作品,也不是直接copy生活,照相式的翻版。而是要盡可能地貼近社會主流,貼近人民大眾,感受時代發展脈搏,然后加以藝術提煉和概括處理,通過生動的有特色的語言,來塑造人物,表達思想,抒發感情,才能形成最終的文學作品。生活,又反過來成為檢驗文學作品優劣、是否大眾化、藝術化、民族化的標尺。
          好的文學,是大眾的文學,也是小眾的藝術。大眾的角度,它需要百姓喜聞樂見,擴大受眾。如當今的影視熱。小眾的角度,它又是曲高和寡,需要藝術的反復打磨才能成為精品佳作。對于我來說,用生活打造文學語言,尤為重要。比如這些年來,什么是好的詩歌?一直思維混亂,即使主流媒體在選稿上追風捉影,評論界也左右忽悠,故弄玄虛。詩人們不知所措。過于迷戀于玩弄技巧,做意象文章,忽視主題表達,模糊精神取向。追求玄幻,追求穿越,脫離現實生活,喪失審美標準。這個派,那個體,娛樂化,過度炒作。要相信大眾的審美審丑的藝術鑒別力。網絡的發達,提供了一個世界級別的很好的檢驗場,國內外都能在一個平臺上。把自認為的好詩放到網絡上接受更多讀者的檢驗。大眾的藝術智商,并不比我們低。什么是好詩,什么是好的文學,他們的知識閱歷,也并不比我們少。所以,關鍵還是作家自己要有定力,敬畏詩歌,敬畏文學,尊重讀者,也尊重自己,讓心中的責任和筆下的功夫都神圣起來,把這項可以終身的事業認真經營好。我想,這也是《講話》給我的教育啟發。

          紅色傳統是文學創作的精神資源
          武歆
          每個寫作者,都希望自己創作的作品,擁有更廣泛的讀者和持久的藝術生命力。但是作家創作的時間久了,會非常依賴技術手段來達到這個愿望,會在不自覺之中,把更多的力量用在創作的技巧上,用在思考敘述、結構、語言等問題,想要通過奇特的構思、精巧的視角、獨特的敘述來打動讀者,提高作品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這些用功沒有錯誤,在文學創作中,這些元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創作技巧的愈發成熟,未必能夠帶來作品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提高。除了磨礪寫作水平,要想提高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和思想深度,最為重要的是,首先要提高作家自身的精神高度。
          2010年,我參加了中國作協組織的“作家定點深入生活”,第一次來到革命圣地延安,走訪了十一個縣市,感受到了陜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濃郁特色的多元民族文化,還有無處不在的“紅色歷史文化”。讓我感到紅色傳統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而改變,依舊扎根在這片黃土地上,滲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在和陜北人的接觸中,談話的內容很自然地就會落在“紅色往事”上,比如我在米脂老城的一個普通人家中,主人就向我講起一段真實的紅色故事。
          在解放戰爭中,西北野戰軍為了保衛延安,艱苦作戰,可由于戰爭的殘酷,部隊的糧食給養無法補充,只能就地解決。老百姓把自己的口糧甚至種子全都送給了部隊。一個婆姨的家里什么都沒有了,準備把家里惟一的財產、養了很多年的一頭牛殺掉,把牛肉送給部隊??墒羌依锏哪腥嘶蚴菂④?,或是支前,于是她狠下心來,拿著一把刀子,開始殺牛。牛掙脫了繩索,她就追著牛,開始了人、牛大戰。就這樣,人和牛從早上一直“拼殺”到黃昏,身體本來就有病的婆姨,自己也被刀子劃傷,累得沒有力氣殺牛了,于是她開始跟牛說話……不知道是牛也給累垮了,還是聽懂了主人的話,最后竟然雙膝跪在婆姨的面前。婆姨流著淚,抱著同樣流淚的牛,使出最后的力氣,終于把牛給殺了,渾身鮮血的婆姨躺在地上,再也沒起來……“婆姨與牛”的故事,給了我極大的精神震動——藝術感染力還是要來自生活中的。文學創作上的虛構,也是要在生活基礎上的生發,如此作品才能感人至深。其實這個道理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明白,只是創作的時間久了,在思想上不那么重視了。
          在陜北生活、采訪期間,我真切地感到紅色傳統和紅色精神并沒有止步在戰爭年代,也不是僅停留在人們的講述中、回憶中,而是依舊貫穿在當下的生活中,尤其是年輕人的思想中。比如,我去延長油田采訪,就有這樣的親身感受。在一個叫“楊家溝”的石油集輸站,一共有二十多個職工,全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他們工作和生活全都在站里,白天是枯燥、單調、機械的工作,晚上沒有任何娛樂活動,由于是重點防火部門,只要走進大門,就要把手機關掉,連個短信都發不了。那里特別寂靜,四周全是大山,一點聲音都沒有,仿佛與世隔絕。我在這個集輸站里待了多半天,感到說不出來的孤獨和寂寞。一個在這里工作了十年的陜北小伙子對我說,最初他也想離開這里,可是后來習慣了,不想離開了。他告訴我,總得有人埋頭苦干才行呀。隨后小伙子給我講了這四個字的出處,還有延長石油廠在戰爭年代里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我這才知道,原來“埋頭苦干”四個字,是毛主席1944年給當時的延長石油廠廠長的題詞。“埋頭苦干”精神,現在很少有人提及了,但并沒有被陜北人遺忘,尤其是年輕人依然在發揚這種精神。
          我現在正在創作長篇小說《陜北紅事》,這是中國作協2011年的重點扶持作品。這部作品的創作激情,就是來源于在陜北期間所感受到的那些紅色往事,還有當下陜北青年對紅色傳統的發揚和繼承。我想通過一個個鮮活的“紅色人物”告訴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紅色傳統和紅色精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口號,她是一群有信仰、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的一種人生選擇,他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不是某種符號。正是這些值得敬仰的人,才鑄造了這樣一種令人向往的紅色精神。
          在當下信仰缺失、道德危機的嚴峻形勢下,高揚理想主義、奉獻精神的旗幟,是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的。

          深入生活的三點理解
          王愛英
          1,深入生活是常態
          范仲淹寫《岳陽樓記》并沒有親臨現場。范公未登岳陽樓,卻能描摹“橫無際涯”的洞庭湖,抒發“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這牽涉到文學創作的一個課題:深入生活是一種常態。也就是說,你必須在某種形式的生活中,保持觀察與求索的狀態,而非臨時抱佛腳。范仲淹是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胸懷天下、關注民生始終是其生活常態。
          如果范仲淹沒有這種狀態,沒有平時的積累、思考和憂國憂民(這也是一種情感體驗),怕也寫不出流傳千古的文章。 
          2,深入生活有多種方式 
          由于傳播方式的變化,作家可以憑借間接經驗寫作。間接經驗也是深入生活的一種方式。比如歷史題材一類的小說,作家不可能“穿越”到過去的歷史中,去直接感受歷史生活,只能憑借間接經驗創作,在資料中獲得靈感。
          歌手鄭鈞沒到過西藏就創作了《回到拉薩》。這首歌的氣質曾讓人誤以為是藏族同胞所作。鄭鈞的靈感來自于“想像中的西藏”,即來自于媒介的間接經驗。生活方式的改變影響了寫作方式的改變——許多二手資料,雖然不能代替原初的體驗,但寫作者畢竟不能去親歷所有的生活。從資料中獲得創作靈感,是創作中無法回避的課題。 
          3,深入生活與創作主體 
          法國作家普魯斯特,在創作《追憶逝水年華》的十余年間,身居斗室,疾病纏身,幾乎與世隔絕。不妨把它視為另一種深入生活,病室很狹窄,但普魯斯特的思想、情感卻沒有邊界。這些特點適合寫作《追憶逝水年華》這種非傳統意義的小說。普魯斯特把自己的病室比作諾亞方舟,說從方舟里看世界最透徹。面對陷于災難中的眾生,身在方舟是什么感覺,痛苦、悲憫,還是世人皆醉我獨醒?一旦跳出原有的圈子,新的角度變成了高度。這說明關鍵在于作家主體的思想、悟性和情感投入,即你的深入度,你的創作能力。

          談深入生活
          劉宗武
          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一個偉大的作家,要創作出有社會意義的好作品,必須有豐富的生活經歷、廣博的文化知識、強烈的思想感情、先進的藝術方法和真誠的創作態度。其中,首要的是思想和生活?;仡櫺挛膶W誕生迄今,只有這樣的作家作品方能傳世、方能不朽。例如魯迅的小說《故鄉》、《祝?!?、《阿Q正傳》等,都是描寫農村中受剝削、受壓迫的窮苦農民和勞動婦女;老舍的《駱駝祥子》、《我這一輩子》、《月牙兒》都是描寫城市里生活在底層的勞動人民。夏衍的《包身工》描寫工人的生活;葉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描寫農民的生活等等,它們都能傳世。巴金的小說《家》及其它,曹禺的劇作《雷雨》、《日出》等,雖然描寫的是舊社會、舊家庭的生活,主要的人物都是上層社會的財主、公子哥等,但它的主題是徹底、深刻、無比強烈地反封建、反道德的,在中國這樣一個封建意識根深蒂固、無孔不入、積重難返的國度,它的啟蒙、教育、批判的社會意義和作用,即使在過幾個世紀(或許更長一段時間),也是需要的,不會過時的。人們要認識、研究19、20世紀的中國社會生活就要讀它,它們是生活教科書也是歷史教科書,就如我們今天讀四大名著和一切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一樣。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以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又說“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其核心,關鍵的是“深入工農兵”生活。為什么特別突出地提出了深入工農兵生活呢?這是因為,當時中國是工農群眾占人口的90%以上,而且他們沒有文化、沒有寫作能力;而那時的作家、文藝工作者大都是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他們很多人對勞動人民的生活不熟悉、不了解,也沒有感情,更沒有描寫他們苦難生活的愿望和創作激情。這是不合理、不公平的社會現實。尤其是20世紀40年代,正當全國人民處于極其艱苦的抗日戰爭相持階段,亟需觜廣大的勞動人民參軍參戰,到戰斗的最艱苦最危險的前線與敵人作殊死的浴血戰斗。沒有他們的英勇戰斗和不怕苦不怕死的壯烈犧牲精神,要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是不可能的。所以,毛澤東號召作家、文藝工作者深入他們的生活,反映他們的生活,為他們中的英雄人物樹碑立傳,發揚光大他們的光輝事業,以鼓舞、激勵廣大人民的抗戰熱情和斗志,誓死打敗侵略者。因此,深入工農兵生活是有迫切的現實意義。
          從根本上說,就文藝創作一事,深入生活是永遠需要的。有句俗語,大意是如淺水者得魚蝦,如深水者得蛟龍。在生活中扎的根子越深,創作起來就越能得心應手、左右逢源,甚至化腐朽為神奇,點石成金。否則,是無米之炊,生活對他是慳吝的。當然,有的生活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戰爭或意外發生的變故,但只要認真對待生活,“急于生活忙于感受”,必有所收獲。
          今天,我國已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人民生活發生了全面、深刻而徹底的變化。追求財富不再是罪過,沒有“大鍋飯”可以養活懶漢,各行各業,方方面面都涌現了勇于進取、不畏艱險、大膽攀登的勇者、先行者,敢于第一個吃螃蟹的闖將。他們都是推動歷史車輪前進的人。作家、文藝工作者應該拿出自己的熱情和才華,為他們歡呼、歌唱,為他們送上溫馨、優秀、美好的精神食糧。而不應在那搞戲說、穿越、脫離實際生活,玩弄浮躁、虛夸、荒誕不經的東西,僅僅以一時悅人耳目為自得,我贊賞“不語亂力怪神”!
          學習《講話》,領悟精神實質,作家、文藝工作這就是要永遠不斷地深入、深入、在深入生活。

          歷史觀與當下文學突圍之一種
          秦嶺
          我對來自歷史的聲音一直保持著敏感和好奇。滄海桑田,時代變遷,今天仍然有這么多的老中青學者和作家能夠規矩地坐下來,感受《講話》長達70年的生命。我想,這是為什么?
          看多了不同時段各界權威對《講話》的體會范本,感覺自己再啰嗦就是畫蛇添足。我思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在世界文學高潮迭起、生機盎然、長盛不衰而我們當下的文學日漸被精英化、小眾化、圈子化乃至畫地為牢、失去讀者的今天,我們重溫《講話》必須要有歷史觀,務必不能拘泥于傳統、概念和教條,務必應有求真的精神、創新的理念和科學的方法,否則,《講話》只能湮沒于歷史,而我們的文學只能束之高閣在時代象牙塔的危端。
          時間寶貴!我希望這樣的重溫,是一次精神剖析、自省和反思的機會。
          無須回避的是,一直以來,許多人故作高深實則形而上地在理解《講話》中關于文學表達什么、為誰寫、如何寫的問題,甚至自作聰明地把《講話》定義為一種革命經驗、革命方式、革命文學的發聲。這不是歷史觀而是唯心論。我曾很歷史觀地做過一個比喻,我把《講話》比作歲月里的一棵樹,四季中,凋零的必然是歷史的落葉,綻放的必然是時代的新綠。落葉去了,新綠來了,也就是推陳出新,這是事物的普遍規律。如果嗜好在落葉上東嗅嗅西瞅瞅,而忽視了新綠的盎然,用毛澤東的話說“那是比較渺小的”。我認為,作為一名革命者,毛澤東首先屬于中國文壇,我們可以質疑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史上重大錯誤和失誤的部分,卻無法質疑他作為一位個性鮮明、風格獨具的作家、詩人、文藝理論家的優秀元素,這取決于他對中外文化,特別是對中國古典文化的領悟和理解,取決于至今被人們傳誦不滅的大量詩詞和文論。如果我們對《講話》的認識缺乏科學的辯證法和方法論,就容易割裂、離析《講話》與文藝規律彼此相通的生活血脈和精神鏈條,從而注定了我們文學世界觀的彎曲走形??v觀數千年的中國文學脈絡,閃爍其中的萬千作品,無一不是在歷史的大浪淘沙和讀者的審美意趣中得到沉淀和升華。我們當下的文學之所以在死胡同里苦苦掙扎,突圍無望,根本原因在于血脈里有太多的滲漏,精神領地過多地被蠶食消解。歷史和讀者,一個是文學的上帝,另一個也是文學的上帝,避開這個上帝大談文學的突圍,就是聒噪,就是空想主義?!吨v話》盡管沒有這么表述,但其精神指向的部分,有其一致性。
          我在某次中國文學論壇上有一個發言,題目叫《心靈是文學的路徑》,我的核心觀點是:文學是直立行走的,它巨大的投影往往離不開心靈的呼喚、吶喊、啟蒙、批判、共鳴、照應。投影一旦形成,它就屬于整個的歷史和社會。我沒有照搬《講話》,也無意硬套,但我敢斷言,我的觀點局部或大部分地是對《講話》的另一種領悟、詮釋和解讀,有了這并非靜止的而是運動的、并非機械的而是變化的、并非固執的而是靈活的“另一種”,至少會是當下文學突圍的方式之一種,或者一個豁口。我不是偉人,在威信上也沒奢望擁有毛澤東那樣的話語權,但我相信,用歷史觀看問題,才能把問題看穿。
          于是我個人對《講話》這樣理解:寫作應該從心靈出發,并止于心靈。
          文學突圍的豁口一定很多,無論哪一個,均須朝心靈的方向。

          《講話》中的新人
          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劉衛東
          我想結合自己的研究,談談最近重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的一點感想。經典作品總是耐讀的?!吨v話》發表70年了,被研究得可謂充分,但是,是不是還有我們沒有讀出來的內容?我發現是有的。我目前正在關注一個問題,就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中“新人”理論知識譜系的形成過程,已經作為教育部青年項目課題立項。“新人”的概念涉及到進化論、人性論、精神分析哲學,也涉及到烏托邦想象。毛澤東當然是無法繞開的。毛澤東一直主張“造就新人”,在《講話》中明確提出工農兵“不需要從革命根據地的作家聽那些早已聽厭了的老故事,他們希望革命根據地的作家告訴他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歷史地看,毛澤東的這個提法是“新人”理論譜系中非常關鍵的一環。從考察知識譜系的角度,我這次帶著問題重讀《講話》,發現號召“寫新人”是《講話》的一條重要線索。毛澤東的“寫新人”理論萌芽由來已久,他在1937年在上海出版的《毛澤東自傳》談及自己少年讀書經歷的時候就說:“我在這些故事中偶然發現一件可注意的事,即這些故事中沒有耕田種地的鄉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學者,從未有過一個農民英雄。”后來,1939在盛贊白求恩的時候,他又提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和“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的說法,我以為是對他心目中“新人”的注釋。通常的時候,我們總是把《講話》中的“為工農兵”理解為“寫工農兵”,當然有道理,但是壓抑了“寫新人”這個提法——二者還是有很大不同的。我認為,在《講話》中,毛澤東并不是要求文藝家只去表現“工農兵”即可(當然題材是一方面),而是要求他們推出高于“工農兵”的“新人”。明確指出這個問題意義重大。我想,我們目前的文學史敘事,如果關注到毛澤東在《講話》中的這個要求,關注到一個由“新人”作為關鍵詞構建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獨特的知識譜系,對《講話》后的“三大批判”、“兩個批示”和“樣板戲”的理解和分析就不會像現在一樣割裂和無序了。

          孫犁的文學財富
          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張莉
          我想談談孫犁。作為一位長于保定、定居天津的人,我對孫犁有著特殊情感。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少有的能跨越現代與當代文學史、并對中國當代創作持續產生影響的作家。他被視為“荷花淀”派的代表,教科書將荷花淀派定位于地方流派,某種程度上限定了我們的理解角度。我認為應該重新理解孫犁的文學財富。
          《荷花淀》中水生嫂編席一節被稱為有代表意義的孫犁式表達方式,也是荷花淀派的典型創作手法。致力于表達“人情美與人性美”,孫犁與荷花淀派在“非常態”的戰爭語境里,書寫了人內心的“常態”,——人內心對安寧、幸福生活的欲求,荷花淀派將這樣的向往視為人性與人情最樸素和最基本的部分,這是最深層次的孫犁/荷花淀派的美學追求與價值。人道主義是他小說的基本價值觀念。
          在今天,人道主義立場依然是需要反復強調的。另外,作為知識分子,孫犁從未將他的寫作對象——農村和農民視之為“底層”,他珍視與農民兄弟的情感,在他筆下,農村和農民不是自上而下進行苦難書寫的對象,更不是傳達個人關懷的抒情道具,農民是和作家一樣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
          我讀《孫犁文集》時,也對他強調小說創作的藝術性印象深刻,他說:“一部作品有了藝術性,才有思想性,思想溶化在藝術的感染力量之中。那種所謂有緊跟政治,趕浪頭的寫法,是寫不出好作品來的。”他是那種寧愿不寫,也不愿意違心地寫的作家。另外,面對現實題材,孫犁并不拘泥于僵化的現實邏輯而求之于人內心的情感認知,“現實主義”在孫犁和荷花淀那里不是對現實的簡單描摩而是作家對生活的獨特理解與文學藝術的獨到創作,讀者通過作品能感受到現實中被我們忽略的東西。我覺得孫犁的文學理念并未過時,尤其是“寫實小說”、“底層寫作”普遍同質化、概念化的今天。

          培養作家的苗圃與搖籃
          天津日報文化專副刊中心副主任、高級編輯 宋曙光
          天津日報文藝副刊有著深厚的文化積蘊,已經辦刊六十余年的“文藝周刊”,始終以繁榮現實主義文學為宗旨,以扶持、培養文學新人為己任。從辦刊之初,便發表了大量工人作者的文學作品,還首開先河地舉辦工人作者文學講習班,由孫犁等副刊編輯講授文學寫作課,輔導、修改作者稿件。副刊編輯還經常深入到車間、地頭和軍營,與作者親切接觸,了解他們的寫作情況,成為知心朋友,這一密切聯系讀者與作者的組稿方式,成為黨報副刊編輯的優良作風。
          早年活躍在這塊園地中的工人作家,有當時全國矚目的大呂、阿鳳、滕鴻濤、萬國儒等,更有以學生身份出現的劉紹棠、從維熙、房樹民等人,他們的名字和作品,不僅使《天津日報·文藝周刊》名聲鵲起,而且為新中國文學史冊增添了一道光彩。進入新時期之后,天津日報文藝副刊緊跟時代步伐,強調名刊意識,繼續以高質量、高品位的文學作品贏得讀者,在一批批著名作家和學者的力作,相繼出現在副刊版面上的同時,“文藝周刊”繼續履行自己的辦刊方針,連續舉辦多屆文學提高班,開設“散文園”、“域外快譯”、“全國小說名家新作巡展”、“津味小說擷英”等專欄,并積極組織策劃各種有影響的征文活動,如“關注農民·梁斌文學獎征文”、天津市區縣文學擂臺賽以及以發現和培養青年作者為目的的“新生代”征稿活動。特別是多年來堅持舉辦作家深入生活的系列采風活動,熱情謳歌時代精神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涌現出來的先進模范人物,所刊發的文學作品受到讀者歡迎。
          作為一塊文學園地,六十年多來,天津日報文藝副刊被稱為一方凈土,不管社會上如何變換思潮,其辦刊宗旨始終不變,一以貫之地堅守黨報文藝副刊的主旋律、高格調,自覺抵制低俗之風的侵襲,面向讀者、面向基層、面向大眾,所刊發的文藝作品主題鮮明、內容真實、生活氣息濃厚,而這也正是天津日報文藝副刊得以健康發展的真諦。

          文學的責任與創新
          郁子
          《講話》雖然發表70周年了,但對我們的文學創作依然具有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結合長篇小說《天子門戶》的創作過程,談一點體會。
          這部小說百萬字,共用了八年時間才創作完成。其中,到天津幾大鹽場實地考察,采訪當年的老鹽工及相關學者,調研民俗方言,查閱有關歷朝歷代的鹽政、鹽法、鹽稅等等就用去了六年時間,然后又用兩年時間才把它寫下來。
          通過這部長篇的創作,我深刻體會到,文學創作對于一個寫作者首先要做的是抑制浮躁,守得寂寞。因為文學不是經營之學、時髦之學。它是創作者耕耘社會環境和梳理文化認知,并以一種形象為手段的文字創作——或深或淺,或有啟迪或有感知,或能開卷有益或能帶來愉悅——去探求人和社會的萬千氣象。所以,文學面對的是人生,而不是市場;描繪的是心靈動感,而不是淺薄媚俗,這就需要作者沉靜下來,用責任和堅持,去應對浮華和短視。
          可能這種標準過于傳統,但即使在審美中增加許多時下的炫色和娛樂,演進和變化,其文學的基本原則也是要恪守的。文學是要隨著時間的節拍律動發展,但其當代性還得體現在內涵的切合、社會的需求和文化的厚重上,以及在藝術筆法、美學情趣方面的與時俱進,并順應大眾的閱讀選擇心理。因此,文學的底線一般有兩點:堅持文學具有的社會責任和形式內容的不斷出新創新。
          另外,在創作《天子門戶》時,面對津門百年歷史,我們對晚清兩次洋務運動資料進行了詳實的查閱,對李鴻章、袁世凱、盛宣懷等敏感人物;“天津教案”,“義和團”待定性的事件避開史學界的爭議,而劍走偏鋒,將其在那段特殊歷史時期對天津及社會變革的影響以故事的形式表生動現出來。
          所以,堅持“社會責任”與“藝術創新”還表現在創作者如何尊重歷史、直面歷史,如何不斷把握歷史,將歷史變異和人物命運進行撕捋揉搓,藝術地對歷史與現實進行對逢焊接,而非利用元素符號去緊貼政治、圖解意識形態做應景之作,那便是對歷史的一種誤讀,更是對文學的失責。
          2012年5月4日 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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